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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岁老人褚时健种橙子成亿万富翁

来源:网络    发布时间:2012-05-17    

  三十六行,行行出状元。种橙子也能种出亿万富翁来。我们来看看这位85岁的老人褚时健是如何靠种橙子成亿万富翁的。

  烟草事业的如日中天,没有给褚时健带来财富,却让他身陷囹圄;出狱后,深居哀牢山中种橙九载,上世纪“烟王”于耄耋之年成为亿万富翁。

  从玉溪前往嘎洒镇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拦住。两个月前,下雨导致地基塌方,至今禁止通行。我们的汽车不得已另择土路进山。路的一边是山崖,树木葱郁,山下偶尔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、零星的香蕉树和小块的梯田。在日光下,蓄着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泽。此间风景不恶。

  这是云南哀牢山脉的一段,上世纪的“烟王”褚时健这些年就在这大山深处埋首创办属于自己的实业。这一次,他没有制烟,而是种橙。制烟曾经让褚时健的事业如日中天,但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;而种橙,却让85岁的他成了亿万富翁。

  “心里不平衡”

  我们乘坐的汽车如舟行波上,起起伏伏,恰如我的思绪——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场“世纪审判”,这位王石最崇敬的企业界大佬,现在一定是在某处颐养天年,而不会以如此高龄还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园间两头奔走。

  1979年10月,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。此后的18年的时间里,褚时健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,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。在他最得意的时候,求他写条子批烟的人络绎不绝,在退休前,由于“经济问题”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,此前,女儿在狱中自杀,那时他已经71岁了。当时,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,褚时健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,18年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过60多万元。“富庙里的穷方丈”身陷囹圄,在当时成为一件让人瞩目的大事。讥讽者有之,叹息者有之,而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。几年后,褚时健因为罹患糖尿病,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医,从此在哀牢山中种橙至今。

  在山中转了一个多小时,我们终于到嘎洒镇。这是一个以傣族为主要居民的小镇,一条小河将小镇剖成两半。由于是冬天,一节一节阶梯状的河床裸露出来。当地人对桥上的我们说,这不算是河,在雨季,山洪暴发的时候,用来泄洪用的,如果没有这个,腰街早就被泥石流冲走了。山里的农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较麻烦,有的人连房舍都被毁掉了。不过,带着一双手跑到山里种橙子,日子又变得好过了。“是给褚时健种橙子吗?”我们问,当地人点点头:“褚时健提供住的地方。”

  在嘎洒匆匆饱餐一顿后,又在山里走了近半个小时,车终于驶入了一个布满橙树的山头,空气飘着淡淡肥料的臭味,经过了一座厂房建筑后,车停在一幢黄色的二层小楼前,这是褚时健的家,也是他在山中的办公场所。门前蹲着两尊石狮,几只公鸡在石狮脚下走来走去。

  身着米灰色套头衫、外面罩一件黑色马甲的褚时健缓缓走向我们,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,然后招呼我们吃橙子。“褚橙”的确口感非凡,我们一行人都认为这是自己吃过的最好吃的橙子。一张矮桌,四条长凳,褚时健坐在桌边,吸着玉溪烟,操着浓重的玉溪方言,一开口便说:“我们的橙子分成三个等级,特级品10块钱一公斤出货,市场上卖10多块一斤,供不应求。”

  我们问:“当初为什么想起来承包果园呢?”褚时健低下头,想了想说:“心里不平衡,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、上千万,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。

  另外,我70多岁出监狱,总得找点事做,让生活充实点。”这句话,在一个小时后,他又重复了一遍。说话时,褚时健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,眼睛则少有笑意。这丝微笑,就那样不深不浅地挂着,像是劫波之后面对外界的某种展示。

  指着桌上的橙子,褚时健有些得意,跟我们历数起这些年如何一年解决一个问题,改良了土壤结构,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,解决了灌溉问题、病虫害问题、口感,等等。市场反映,“褚橙”的口感已经不在进口的美国新奇士之下,甚至比口感略酸的进口橙更迎合中国人的口味。今年他要让橙子的色泽更鲜艳、手感更平滑。9年辛劳,2400亩从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树在哀牢山中脱胎换骨。

  我说,这是“微笑曲线”的一端——研发,褚时健点头表示同意。“另一端是市场吧,那个不用操心,把品质做好最重要,市场会求着你的。刚种橙子的时候,不懂技术,出了很多问题,像第一个收获期,那么多树才收了14吨,那倒是让我睡不着觉的。”褚时健做香烟的时候,技术上也是零基础,从头摸索跟技术员反复讨论,一点一点解决问题,种橙子亦如是,单肥料的配比就反复试验了无数次。

  “失败倒没有想过”

  “你怎么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结果,能种出这样的橙子?你想过失败吗?”问这句话的时候,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件事:褚时健年轻的时候,在边纵打过8年游击,在一次战斗中,由于敌人火力太猛,上面命令撤退。褚时健不听,孤身一人在战场上寻觅一个多小时,找到了他二哥阵亡后的遗体。

  这个问题让褚时健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当年做烟的经历,他语速缓慢:“失败倒没有想过,像我当时在烟厂的时候,我向省里提出贷款2300万美元,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卷烟生产设备。有人说如果效益搞不好,还不上钱,说不定就要去坐牢了。那时,昆明卷烟厂对这个项目也有兴趣,但后来就不敢了。我想,香烟的品质和效率提高了,一年就能还上钱。后来就是这样的。我对风险也是有评估的。”

  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,褚时健的话题又回到了橙子:“农民太弱小了,他们是无力承担风险的。现在园子里的两口之家,他们只要出两双手,房子、肥料、树苗都是我出,按照公司的要求做,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万块左右。他们还可以自己养上几十只土鸡,几头猪。以前他们的年收入也就几千块钱,现在日子好过了,孩子上大学,学费也掏得出。技术员年薪10多万,不比做公务员差。”

  褚时健抽烟频率很高,半个小时就抽掉了4支,不过每次都不抽完就掐灭了。他灭了烟又说:“农民其实也不好管理,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时健。比如说,要想橙子品质高,必须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实,农民舍不得;树长大了,空间不够,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,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,农民也舍不得。不过,我们收果实有严格的质量标准,按照公司要求做的,收入明显提高,其他人也就跟着学了,他们想,凭什么你的果子比我质量好,产量比我大,收入比我高。以前做烟的时候,也是这样的,我从烟田抓起,给农民种子、化肥,指导农民怎样种出一流的烟叶,高价购买烟叶。没有世界一流的烟叶,就做不出品质一流的香烟。”

  “搞人际关系,我不行”

  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“文革”时期,他曾经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。

  谈起这段历史,褚时健脸上的笑纹深了一些,像在说一个笑话:“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,‘摘帽右派’,打个比方,‘右派帽子’挂墙上,检查的人来了,就给我戴上,批斗我了,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。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,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。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,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呢,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,我们能榨12斤。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,要过来再榨一次。尽管设备简陋,品质在当时算好的,像蜡一样。”

  面对为何成为右派这个问题,褚时健凝想了片刻,点上一支烟,悠悠地说:“1955年,我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。我的上级常常暗示我替他做点违反原则、对个人有利的事,我听不懂。他说小褚你不懂事。反右的时候,我负责给一部分人定性,那时候反右是有指标的。我想不通,那些我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呢?指标越来越高,我工作越来越差,‘对右派手软的人肯定是右派’,1959年,我就成右派了,就去农场改造了。很多县级干部和我关在一起,他们想不开,整天唉声叹气。我说,有什么呀。这一年,我30岁。”

  在农村的日子,尽管全家生计艰难,和坐机关相比,褚时健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。他说:“我是个不爱求人的人,搞人际关系,我不行,觉得心烦。”1979年,褚时健在嘎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,他心想:“一切该结束了。我是搞经济、搞技术的,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。”

  从做糖,到做烟,再到做橙,褚时健都可以说是一个技术至上型管理者。三次做企业都很成功,这使他只认这个理。“真有拳头产品,市场就不是问题,”褚时健说,“海尔,把摊子铺那么大,还要进军国外市场,张瑞敏会很累吧。”

  “搞技术”的褚时健其实很懂得“分甘同苦”的道理,这个词的本义是同甘共苦,做另一番解释也别有意味。他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,有赏有罚,极大提高了效率,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,并曾经发生过多次工人翻墙进厂加班的事情。分配与激励是褚时健管理企业的一大利器,做烟种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在种烟最红火的时候,作为烟厂的厂长,他觉得自己和其他高管也应该被激励一下。他的这次率先尝试却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巨大的漩涡,深陷铁窗,家破人亡。

  “经历了那么多事后,你如何看待朋友?”听了这话,褚时健猛吸了一口烟说:“我在牢里的时候,心想我70多岁了,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,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?后来,我弟弟来看我,带了他种的橙子,我吃了一口,心想,味道还可以啊,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。后来,得了病,身体状况很差,再不出去看病,估计就死在里面了。出来后,就想找点事做,消磨时光。处理我的案子时,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块钱。听说我要种橙子,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,加起来一共1000来万,他们说,就是给你玩玩,玩没了也没关系,反正我们也用不着。到2009年,这些债务都还清了,还钱的时候,他们又不肯要利息。”

  “我不上市”

  2011年,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了3000万元,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。不过,这些年的赢利,不是用于还债,就是变成水利建设等固定资产投入,最近褚时健又租了400亩山地,树刚种下,挂果还需要几年。

  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专程托人询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,这家公司看好褚时健橙子的口碑和赢利能力,有意运作“褚橙”登陆股市。

  褚时健听了,连连摆手。“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。再说,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的。我85岁了,管不了几年,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。说实话,他们管管销售还行,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,上了市,我倒是拿了钱,但亏了股民。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。”

  褚时健随即和我们讨论起股市:“你们觉得中国股市正常吗?一只做酒的股票从两块钱坐飞机一样地涨到90多块。”随后,他做了一个坠落的手势,接着说:“央企不是很赚钱吗?它们给股民分过红吗?”他用很慢的语速笑着说:“我不上市。”

  “从2002年保外就医到现在也快10年了,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比如互联网公司现在发展很快,你在山中是否留意过?”问题很长,回答很短,他说:“我玩不了概念。”停顿片刻,他接着说:“现在国企太厉害了,反正总能赚到钱,反正花的也都是国家的钱。有的一把手,既不懂生产,也不懂市场,照样一年收入几百万。”

  听有人恭维他以前是“烟王”,现在是“橙王”,褚时健并未反对这种说法。又有人说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,他愣了一下,“王石就站在那里”,褚时健指了门口说:“他来过两次,我们站着,每次都说两个多小时的话。他事业做得不错,是个有追求的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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